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病逝，市委请示葬礼规格，邓小平用一句话定调
贺子珍
1984年4月15日，李敏丈夫孔令华像往常一样在家中辅导孩子写作业。突然，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。孔令华起身接电话，是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打来的，对面以急促的口吻告诉他：贺子珍病重，已经准备好了去上海的机票，请你们全家马上去上海。
孔令华放下电话不久，李敏回来了，便告知她母亲病重的消息。李敏悲从心来，立即进卧室收拾行李，这时接他们去机场的小汽车已经来到家门口。在飞往上海的飞机上，李敏喃喃自语：“妈妈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。”
坐在一旁的孔令华小声安慰妻子：“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在孔令华看来，岳母贺子珍一生遭遇了太多的磨难，这一次一定能逢凶化吉。作为从井冈山走出来的红军女战士，贺子珍的人生中有太多遗憾。
贺子珍的一生几乎都在独居中度过，她最后悔的一件事或许就是1937年执意离开延安去苏联。1937年10月，贺子珍准备去上海，目的是取出长征途中敌机轰炸时留在体内的子弹。
贺子珍离开时，毛主席正在参加洛川会议。贺子珍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，遇到了从上海归来的毛泽民和妻子钱希均，得知上海那里正在打仗。就在此时，毛主席的警卫带着亲笔信来西安，劝说贺子珍回延安。
毛主席和贺子珍
贺子珍拒绝了。不久，毛主席又托人送来一封信劝她回头，顺便捎带一箱子她喜欢用的生活用品。在贺子珍提出要去上海前夕，毛主席跟贺子珍有过一次长谈，他深情地说了一段话：
“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，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：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，看到他们受苦，我忍不住要掉泪。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，我舍不得他们离开，有的通讯员牺牲了，我难过得落泪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骑过的马老了，死了，用过的钢笔旧了，我舍不得换掉。三是在贵州，听说你负了伤，要不行了，我掉了泪。”
贺子珍还是不愿回头，毛主席又请钱希均帮忙劝说。钱希均和贺子珍彻夜长谈，两人早在瑞金时期就并肩战斗，关系十分要好。钱希均劝说道：“你这样就走了，娇娇那么小，谁管啊？”“他管嘛！”贺子珍不为所动。
钱希均又以开玩笑的方式说：“我可是听说一些延安的女青年专门找长征干部，你难道不怕你走了，有人去找她？”贺子珍笑了，说：“如果他爱我，我走到天边他也爱我；他不爱我，我天天在他身边，他也不爱。”
按照贺子珍的打算，她准备在苏联一边治病一边学习，最多呆两年就回延安。贺子珍哪里想得到，命运跟她开了一个天大玩笑，原本为了能天长地久，结果失去了曾经的拥有。苏联之行，让贺子珍遭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，一度被强行关入疯人院长达6年之久。
贺子珍和女儿李敏
从疯人院被解救出来后，贺子珍的精神出现了问题，身体更是大不如之前。1947年8月，贺子珍携女儿李敏回国，她们先是来到哈尔滨生活。组织上考虑贺子珍身体情况，先是安排她担任东北财政部机关总支部书记，不久又来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做工运工作。1949年初，贺子珍又带着李敏来到沈阳工作生活。不久，贺怡来到沈阳，她是受毛主席的委托，将李敏接到毛主席身边生活。
贺怡让李敏给毛主席写信，并坚持让贺子珍也写一封。这是贺子珍回国后给毛主席写的第一封信，大意如下：
“主席：您好！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。身体不大好，目前还在休养，期间参加了一些工作。我离开中国9年了，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……我在苏德战争期间，生活非常辛苦……不过，这些都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要好好工作，我正在学习在工会的工作。”
毛主席没有回信，只是给李敏发了一封电报：“娇娇：看了你的来信，很高兴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我是你的亲生父亲。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？爸爸想念你，也很喜欢你，欢迎你来。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。毛泽东”
贺子珍和贺怡
1949年3月底，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到北平西郊的香山。这时，毛主席身边除了毛岸英外，没有其他亲人，他很想念多年未见的女儿李敏。于是，毛主席请警卫去沈阳，向贺子珍传达意见，想尽快把李敏接到身边生活。
贺子珍同意了，加上贺怡原本就是来接李敏的。走的那天，贺子珍把贺怡和李敏送上火车，那一刻她多么渴望一起前往北平啊。1950年初，毛主席终于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：
“娇娇在我身边很好，我很喜欢她。望你保重身体，革命第一，身体第一，他人第一，顾全大局，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。”
因种种原因，贺子珍始终无法去北平，之后她被安排南下来到上海生活，起初在贺敏学家中休养。由于对毛主席思念有增无减，女儿又不在身边，身体又不好，贺子珍的身心压力越来越大。
1954年9月15日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，毛主席致开幕词。那天，贺子珍无意中打开收音机，当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时，她崩溃了。第二天，嫂子李立英进入房间，发现贺子珍坐在椅子上一夜没睡，出现了神志不清的症状。
贺子珍和女儿、外孙女在一起
贺子珍被送到医院治疗，贺敏学则立即电报毛主席。毛主席很是担心，他派李敏来到上海看望母亲。毛主席还把一封亲笔信托女儿交给贺子珍，信中劝她要听医生的，按时吃药，不要抽烟。
毛主席的关心让胜过很多良药，加上李敏细心照顾，贺子珍的身体有很大改观。从此，李敏成为毛主席和贺子珍的传话人，贺子珍渴望能跟毛主席见面，结果直到1959年才再次相逢，而这次见面成为两人生平最后一次见面。
1959年7月9日晚，贺子珍来到庐山美庐别墅二楼会客厅。来之前，贺子珍并不知道自己将跟毛主席见面。一走进房间，贺子珍就惊呆了，毛主席正对着她微笑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贺子珍想象跟毛主席见面的场景。
如今真的见面了，贺子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毛主席先是让贺子珍坐下，然后泡了两杯茶，一人一杯，然后两人隔着茶几面对面坐下。看到贺子珍不停地哭泣，毛主席叹息地说：“我们现在见面了，你老哭。以后见不到了，又想说了……”
贺子珍情绪平稳后，毛主席问道：“现在生活怎么样？身体有没有好一些？”贺子珍回答道：“我现在都好多了，反而你的身体不像以前了。”毛主席表示现在比以前还忙。两人一问一答，时间过得很快。
毛主席和贺子珍见面的会客厅
谈话快结束时，毛主席轻轻叹了口气问道：“你当初为何一定要走呢？怎么劝你，你就是不回头。”贺子珍又流泪了，她哽咽着说：“都是我不好，我那时太不懂事了……”
钱希均就非常替贺子珍感到惋惜，她多次说：“贺子珍人很聪明，可性情太犟，谁会料到后来的变化。她还是太年轻了，想不了这么多，顾不了这么多！我们当时都太年轻了！”
毛主席和贺子珍这次见面，持续了一个多小时。第二天，贺子珍就被悄悄送下庐山。贺子珍走后，毛主席对贴身卫士封耀松说了这样一番话，“小封啊，这个女同志，是女中豪杰，人是很耿直的，就是缺少文化，本来身体很好的，让她不要去苏联，劝也劝不好，苏联卫国战争期间，生活很艰苦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消息，哎……”
1970年，毛主席最后一次登上庐山。一次散步中，毛主席触景生情，便对身边服务人员说：“贺子珍对我最好，长得也漂亮。她后来有病，老是怀疑别人要害她，谁都怀疑，就是不怀疑我。”自从在庐山跟毛主席重逢后，贺子珍渴望再次见面，可直到毛主席逝世也未能实现。
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，毛主席在北京逝世。当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》播发后，全国民众陷入极度的悲痛当中。李敏担心母亲接受不了，便让丈夫孔令华立即赶到上海，以防出现突发情况。
晚年贺子珍
出人意料，贺子珍出奇的冷静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主席的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？怎么一下子就走了？”孔令华明白，母亲出现这样的反应，是因为她不愿意相信毛主席就这样走了。
果不其然，贺子珍很快就被击倒了，一连几天不吃不喝，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哭个不停。孔令华想尽办法安慰母亲，贺子珍说：“你们的爸爸一个人走了，他临终时连儿女都不在身旁送送他，好可怜啊。”
事实上，毛主席临终前也在关心贺子珍的情况。毛主席外孙女孔东梅在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，妈妈李敏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场景是这样的：当时外祖父已经不能说话，妈妈快离开时，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，他便用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“圆圈”手势。
这个“圆圈”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李敏开始也不知道。后来，李敏跟他人谈及此事，被告知这可能是在询问她母亲的情况，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就叫“桂圆。”
因种种原因，贺子珍无法去北京参加毛主席追悼会，于是她就在上海家中自设灵堂，朝着毛主席遗像深深三鞠躬。当贺子珍得知毛主席遗体将永远保存后，她就渴望能去北京瞻仰遗容，结果这一等就是3年时间。
贺子珍和女儿、女婿在毛主席纪念堂外留影
1979年6月10日，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。当上海市委领导将这一消息告知贺子珍后，她非常高兴，表示一定要遵照医嘱要求，尽快让自己身体好起来。领导询问贺子珍有什么要求时，贺子珍说：“我想去北京天安门看看，想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主席遗容。”
上海市委立即向北京报告，中央批示同意，并派出一架专机将贺子珍接到北京。贺子珍身体情况不好，中央相关部门就安排她住在北京301医院。1979年9月8日，毛主席逝世三周年前一天，贺子珍在女儿、女婿等人的陪同下，来到毛主席纪念堂。
遥想20年前庐山见面，此时再见却阴阳相隔，贺子珍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贺子珍跟毛主席坐像拍下了最后一张“合影”，而她敬献的花圈缎带上则写着：“永远继承您的遗志，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、女婿孔令华敬献。”
贺子珍这次毛主席纪念堂之行，严格保密，这个月的参观记录只写了一条，“9月27日，卢森堡大公让殿下，由宋之光副部长陪同，前来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。”贺子珍瞻仰毛主席遗容时，再次泪流满面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，组织上便安排她暂时留在北京生活。
贺子珍向毛主席敬献花圈
1981年5月，贺子珍回到了上海，这里成为了她最终的终老之地。时间进入1984年，贺子珍的身体情况恶化，除了原先因中风偏瘫外，她还患上了肝功能衰退、肠胃病、糖尿病、肺炎等疾病，经常是高烧不退，只能再次住进东华医院。
1984年4月初，贺子珍病情持续恶化，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。4月19日下午，贺子珍病逝，享年75岁。自1937年离开延安去苏联，到1984年病逝，贺子珍经历了长达47年的独居生活，其内心的悲苦可想而知。
然而，贺子珍病逝后的葬礼规格却引起了争议。贺子珍的身份太特殊了，是否要举行遗体告别式，骨灰盒放在哪里等，上海市委同志都无法做主，大家开会研究后决定：葬礼规格必须请示中央。
中央办公厅接到报告后，一时也很为难，结果这份报告送到了邓小平案头。邓小平从大局出发，考虑到贺子珍的革命生涯，最终在报告上批示了一句话：“我们中央领导人都要送花圈，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。”
邓小平口中的“一室”，指的是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，这里一直是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。邓小平这句话批示，无疑给贺子珍葬礼定了很高的规格，反映了对这位井冈山女红军战士的敬意。
晚年贺子珍
1984年4月25日，贺子珍遗体告别式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隆重举行。贺子珍安眠在大厅中央，遗体上覆盖着一面党旗，四周是常青树和鲜花。大厅两侧摆放着邓小平、陈云、邓颖超、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的花圈。
贺子珍遗体火化后，中央再次派出一架专机将骨灰运到北京。随即，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场骨灰安放仪式，一些年事已高未能去上海参加葬礼的老同志们，特意来到现场向贺子珍作最后的告别。
毛主席和贺子珍是革命伴侣，也是患难夫妻。两人在一起生活10年时间，留下了很多感人故事，这必将流传后世。